论休谟的共和思想及其意义

一　休谟的共和思想及其历史根源

　　休谟的共和思想是在深入研究古希腊共和主义文化传统和近代共和主义思想家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认为,他的共和思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是“均权”思想。即努力让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享有均衡的权利。在国家间关系中,这种“均权”则表现为“共同利益”与“势力均衡”。休谟说,在古希腊势力均衡这一原则是有足够保障的,无需像其他时代一样添加保卫。但是,希腊的共和国经常从这一方转到另一方,这种情况不论我们称之为嫉妒性的竞赛,抑或称之为慎重的政治,效果都是同样的。每一个占据优势的强国必然会遭到一个联盟的反对,并且经常是由它原先的友国和盟邦组成的④。休谟认为,权利有两种类型,即权力之权和财产之权。一般被称为自由的政府即是允许其中若干成员分享权力的政府。

其次是“法制”思想。作为均权的有效保证,休谟的法制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的制定。休谟认为,利害的对立是英国立法的依据。正是试图以对立求平衡,从而既实现两种力量利益的对立,又同时符合两种力量的“共同利益”①。二是立法的原则。休谟认为,立法应当体现希腊人的原则,即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维护每一个人的权益。休谟说,共和国的全部立法权由最大多数郡决定,而且权利平等②。介于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有产者是立法的基础。三是法律的功能。也就是通过正当的渠道、公正的形式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得以享用,并对权力占有起限制和均衡作用:一方面,法律能以公正的方式使每一个违法犯罪的社会成员受到同样的惩罚,王亲贵族犯法也可以受到“流放”之类的重罚③;另一方面,法律又能以有效的方式限制掌权者的权力。休谟认为,法律对于权力的意义保持了英国社会体制的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惟独英国的自由能够保持到今天的原因④。再次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是共和思想的重要内容,也称德性共和⑤,或公共的“善”,所有的共和制都要求人们追求公共的善。在经典的共和思想中,政府平衡、公民道德和分权是基本的要素⑥。公民道德也是共和思想与自由思想的重要区别之一。自由只关注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差异性。在不道德现象中关注并保护公共领域的利益,以便阻止公共领域中的剥削与腐败⑦。自由主义没有真实地将共和建立在公正和“公共的善”的基础之上,只是在不同旨趣的私人之间起着适当的协调作用⑧。与自由主义相比,共和思想中的公民道德更重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同一性,维护每一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并且与法制共同担当起对于“均权”的保证作用。法制与道德,相互补充,相需为用,因此休谟希望在建立法制的同时,从正义和忠诚等公民道德中产生出“均权”。“均权”并不源于一种单独的法规,而是源于整个法律方案和完整的道德系统。

休谟的共和思想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认为,休谟共和思想的来源在于英国历史上广泛吸收的来自希腊、罗马和日尔曼等民族的优秀文明,其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英国历史对西方优秀的古典文明的吸收。首先,英国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历史传承为休谟共和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资源。最容易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加洛林时代的英伦学者。在中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洛林时期曾经出现古典文化的复兴。那时,查里曼大帝特别关心王国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并努力把那些最有学问的人吸引到自己的王国里来。这些备受关注的学者大多来自于英伦三岛⑨。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其后又于120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希腊文化大量地流入西欧。

在12世纪,经院哲学走向顶峰时代,米切尔、威廉、司各脱和奥卡姆等英国人对希腊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大约在1220至1235年,苏格兰人米切尔先后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记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等著作。莫尔伯克的威廉除了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大多数著作以外,还翻译了《尼各马科伦理学》、《政治学》和《修辞学》等学术经典,为希腊共和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提供了直接的资源。

第二,休谟对传统社会共和思想的研究与理解。休谟认为,共和制首先在希腊得到了成功的尝试。根据希罗多德的看法,公元前7世纪以后,特别是吕库古在社会严重分化、贵族与平民之间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假托神的名义实行政体改革,从而建立了人民拥有权力的双国王制、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城邦共和制①。斯巴达“双王制”是世界政治史上极其少见的现象。无论是出自部落联盟还是由于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权,都是一种均衡、民主与共和的象征。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是立法者存心利用二者的对立以维持斯巴达政体的平衡,既不要出现霸权,也不要出现衰弱②。他的所谓“混合政体”正是为了通过均势来达到和谐,或者说通过具有不同倾向的各种原则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和谐,根据这种方式,各种倾向将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这样就由于有了对立的政治力量而导致稳定的局面③。所不同的是,近代英国只是以王权的虚化来体现共和思想。另外,元老院由28名在60岁以上的公民和两名国王组成,如同近代共和思想中的“国王在议会之中”。元老这种职务是终身制。至于元老的选举,并不是看重身份的贵贱,而是看是否受到广大民众“最高呼声的欢迎”④。尽管一切政策法案均由元老院提出,然而公民大会才是具有终审权和决定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正是这种早期的三权分立体现出希腊城邦共和制的基本特征,也是近代英国共和思想的最早的源头。

第三,近代英国历史进程中的共和思想对休谟的影响。在休谟著作诞生之前,温和、教养、文明与乡村、未开化、野蛮之类的术语大多来自于17世纪法国,乃至路易十四时代的法院⑤。然而,法国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而英国则体现出事实上的共和。法国的批评建立在富有人性的共和制表达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之上,这种批评来源于17世纪其他一些思想家的思想⑥。其中,尤其是哈林顿 的《大洋国》和密尔顿、洛克著作中的共和思想影响较为深刻。《大洋国》曾经被休谟认为是可以与《理想国》相提并论的著作,还被誉为“迄今为止提供给公众的惟一有价值的共和国模型”⑦。正是这部著作给了休谟许多启发,并成为休谟共和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

二　休谟共和思想的内在矛盾

　　休谟曾经冒险地考察过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英国政体究竟更倾向于君主制,还是更倾向于共和制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休谟的共和思想中感受到一种较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一边号召人们尽可能爱护、改进英国古老的政府,不要激发人们爱好危险的新奇东西;另一方面又说,可能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将人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但是,有一点是很鲜明的,即他的社会发展观与政治现代化思想都是建立在“改良”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也可以看到英国政治文明渐进式发展的基本观念对他的影响。

在休谟的渐进式的政治思想中,既充分尊重君主制的社会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生活,又同时在构想并追求共和理想。人们大多关注休谟的政治思想中君主制与共和制的矛盾性,即休谟十分尊重君主制的传统,又同时心怀共和制理想。有些时候,休谟在比较之中,还是做出对于君主制的选择。他曾说过,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虽然自由均较奴役可取,我却宁愿看到这个岛上存在一个君主专制政体而 不是存在一个共和政体①。尽管共和制可以比君主制更完善、更自由,然而休谟认为,共和制并不是凭空之中想象出来的,而且也没有理由希望在君主制瓦解的基础上去建立共和制。

休谟对君主制推崇的原因是,其一,英国君主制在社会的发展与沿革中间形成了近千年的传统与文明,与英国人民的文化心理、与英国的国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休谟是一位十分尊重传统的学者和思想家。其二,霍布斯的政治观在英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点也给休谟的政治思想带来很深的影响。霍布斯一方面在追求自由和法制契约的可能性,一方面又对君主制情有独钟,而且这 一思想几乎全面得到英国历史的证实。其三,以克伦威尔为首建立的所谓共和国,以军事独裁的方式严重破坏了多元、融合的君主立宪制传统,从根本上伤害了英国人民对共和制的激情和理想,同时也伤害了共和制自身的生命力。其四,休谟是一位富有现实感和未来意识的思想家,在君主制成为现实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他时常表现出对自己真实思想的隐蔽。他的宗教学著作《自由宗教对话录》出版过程的矛盾心理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他原希望这本书在自己过世以后再出版,然而埋藏了15年之后,忽然又担心自己过世以后出版不了,反而又努力寻求出版之路径。这一史实告诉人们,休谟并不是浅显的思想家,他的真正的政治思想常常深埋在心灵之中。对君主制的尊重主要来自于传统和现实的作用,而休谟心灵深处则是一位温和的共和思想家。

休谟认为,在英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共和思想的形成与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不同步的。在专制的王权之下,下级城市的政府采用共有的共和制,然而国家和省则采用君主制。但是,这些同样的环境很容易使城市共和制得以建立,只是它们的建立呈现出脆弱和不稳定等特点②。从总体上看,休谟的共和思想是以和平、自由和正义为根本目的,这一目的也渗透于他的经济学和历史观之中。1748至1758年,休谟参加了反对重商主义的论战。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一个“自然的”过程,即国际经济的自然状态如果被打破,它会自然恢复其平衡,这一观点反映了自由主义经济力量和思想意识的崛起。

尽管人们很难得到关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休谟、斯密等人中间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但是,可以断定,休谟的经济自由观以及货币性质和市场竞争等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斯密带来重要的影响。休谟在经济学说中,曾经以不尽科学的货币数量论反对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他的国际贸易论不仅深得英国资产阶级的赏识,而且客观上也有力地推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外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使欧洲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进一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从休谟对英国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我们也可以把握其共和思想的政治倾向和历史观。在休谟的著作中,有一部可与《人性论》媲美的著作,那就是他的《英国史》。尽管这本书曾经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前最受欢迎的历史著作,然而它却在休谟的心里留下许多遗憾,其中最强烈的是来自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教士、多教派的人士、自由思想家、宗教家、爱国者和宫庭中的人们的攻击,并向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其原因是由于休谟为查理一世之死投以同情之泪。休谟说,“当这则致命死刑的报道被传开时,不仅被血的悲痛压倒的旁观者,甚至是全国人民都很难形容他们那时的悲痛、愤怒和震惊。……据说,他们中的一些忘我的人,好像因为不能或无法拯救他们心爱的君主已经倒地而死。正是这些讲坛为不被收买的眼泪沾湿了……”①在休谟的历史学叙述中,事实上提出了一连串追问:人民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具有审判和惩罚其君主的权利?在君主制已经成为历史,君主立宪制实现了历史性转换的情况下,人们虚枉地追求共和制是否是非常放肆的和蛊惑人心的②?事实上,休谟的历史观是和英国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联系在一起的,即在革命中寻求改良,在斗争中寻求调和。当休谟讨论1641年保皇党员和议会法规专家之间辩论的时候,休谟采用的是努力使每一方都可接受的方法③,尽管最终遭到许多派别的谴责。

休谟的共和思想自成体系,同时也是充满矛盾的,这一现象与其学术思想的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休谟共和思想的矛盾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教父神学对哲学的绝对控制到经院哲学由唯实论向唯名论的变迁,其中对神学与哲学、科学与道德等许多重要学术范畴的关系等问题从来就没有过清晰的认识,因此对于生活在具有温和、渐进文化传统国度里的休谟来说,出现共和思想的矛盾性是完 全正常的。另一方面,休谟共和思想的矛盾性也是休谟时代的产物。生活在一个多种杂乱思想迸发的启蒙时代,多种新事物、新观点都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使18世纪成为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在这一时代中,休谟思想出现许多矛盾甚至对立的因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具有鲜明的倾向而又同时存在矛盾的伟大思想敲开了人类近代思想史的大门,同时也从根本上造就了英国共和思想温和、多元、渐进与和谐的现代传统。

三　休谟共和思想的意义

　　由于休谟是一位富有历史感的思想家,他也用富有历史感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民族⑤。出于对英国历史事实的考察,休谟说:近五十年以来,由于学术和自由的增长与进展,信念已发生突飞猛进的明显变化,这个岛国的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对于名人和权威的迷信般的崇敬。教会也已大大丧失声望;他们的教义被人嘲弄,教会在世上甚至难以自力维持存在。国王这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很少受人尊重⑥。也就是说,君主专制时代的特征已本质性地消失。正是基于这种历史事实及其研究,休谟的共和思想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共和思想在英王权力中的体现。在休谟眼中,国王身上所有的美德都保持了合适的界线,应当受到完全的称赞①。因此,国王在共和思想的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汉诺威时代英王与政府分离之后,人们便认为英王只是象征国家的“虚位元首”。事实上,英王之位“虚位不虚”,它在共和主义语境中既享受权力,同时也是相对稳定、均衡全体的组成部分。英王的这一性质,在英国历史上时常得到充分的证明。

英王在共和主义语境中的权力是不可忽视的。英王不仅具有任命首相的权力,还可以对议会的决议案动用否决权。早在1708年,英王曾经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这在英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案例。到了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以后,国王的权力有所收敛,然而英王在英国政治不同派别中的调节作用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66年,当德比和迪斯累利与威廉·格拉斯顿 为了各自的利益,就选举权发生尖锐的冲突而难以遏制时,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德比和迪斯累利不要以猛烈的、党派的方式反对改革这个重要问题,而要以他对党的影响,不是基于党派,而是基于一种解决问题,试图达到某种一致的观点来对待②。正是在英王的协调和干预之下,1867年的英国议会第三次改革才获得圆满的成功。这是发挥英王权威,达到权利均衡,推动社会政治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王在首相与议会中间确立了一种传统。首相要求议会解散不必经过内阁全体成员同意,但必须经过英王的支持,否则请求无效。当然,英王最重要的权力还是在党派纷争特别是大选出现难题、首相难以产生的时候。按英国的传统,首相通常由多数党的领袖担任,英王加以任命。但是,如果当大选未产生多数党的时候,或者多数党没有明确的领袖的时候,英王的均衡权 力便可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1924年的大选中,乔治五世任命了一个少数党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组成第一届工党政府。1957年,伊丽莎白女王任命了一位领袖身份不明确的哈罗德·麦克米伦组阁。由此可以看出,英王在英国政治中均衡、调节作用的重要意义。大概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国王和君主立宪制中的共和主义传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英国前首相阿斯奎斯在给乔治五世写的备忘录中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确立了两百年的传统,就是归根到底王位的所有者接受大臣的建议并照此办事。君主可能失去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但是王位却可以由此避开党派之间的风风雨雨……英王的个人权力对于延续民族的生存起着无法估量的维护作用③。罗素也在《权力论》中说,具有共和主义内涵的民主政治虽然不能保证最好的,但却可以避免最坏的。英国大约就是一个例证。今日的女王顶着美丽的光环,以其高贵的谱系和传奇的色彩被人民供奉着、瞻仰着,虚幻的王位能让社会得到稳定,那么就一直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重要的不是形式,只要结果人们能够接受就行,这就是英国人为什么对女王不反感,甚至还希望她舒舒服服地住在白金汉宫里的原因。事实上,正是拥有深厚的共和思想传统的英国赋予了英王在权力均衡中的地位。

其次,休谟的共和思想在英国政治中的体现。休谟的共和思想在英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以多种方式充分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特别是在处理英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等诸多问题时,均体现出“光荣孤立”外交政策的基本品质。休谟认为,对于外交,英国人应当学习雅典人的精神。雅典人在希腊人中最为活跃、狡猾和好斗,当他们发现自己卷入每场争斗是错误时,就转而完全不再关心国外的事务,除了奉承赞扬胜利者外,在任何争斗中不参加任何一方①。事实上,英国的“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正是这一共和主义外交思想的充分体现。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洲,许多大国纷纷进入结盟争霸的时代。1879年,德奥结盟,意大利1882年加入并形成三国同盟的格局;与此同时,法俄日渐趋接近,并于1894年最终签订协约。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人坚守自己多元、平等、均衡的政治传统。然而,英国政府的这一外交政策却受到崛起中的德意志的抵制。由于德国和法国的干预,英国政府在奥斯曼帝国、埃及和南非等区域的事务受到阻碍,连国内反对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也讽刺格拉斯顿,认为他没有实现协调欧洲的愿望,反而招致欧洲各国的反对。

令人关注的是,1885年保守党领袖索尔兹伯里上台之后,虽然外交关系有所松动,然而不结盟的孤立政策却依然如故。1896年1月,加拿大财长福斯特在议会上发表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说,首先以“光荣孤立”来概括英国的外交政策,并试图以此来寻求与欧洲各国的均势与平衡。这一提法符合英国外交政策的实际,也得到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海军大臣戈申和来自自由党的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等人的赞同。他们认为,光荣孤立使自己的民族有选择的自由,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受别国的牵制②;光荣孤立,不只属于每一届政府的统一战线,更属于一个伟大、强大和团结的民族③。因此,与其说光荣孤立体现了休谟共和思想的历史意义,倒不如说共和思想是不列颠民族伟大传统的体现。当今世界,共和思想与共和制已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所普遍接受。180多个主权国家有102个选择了共和制。当然,我们同时要以冷静的目光来看待休谟的共和思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英国思想与文化传统的价值和缺陷:一方面,休谟揭示了英国共和思想的伟大传统,并把这种多元互融与温和渐进的政治理想转化为现实,从根本上有益于民族国家和世界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他说,在一切情况下,了解一下哪种政体最为完美,使得我们只需要通过温和的改变和革新便能将现有的一些政治结构或体制变得与之甚为近似而又不致引起过大的社会动荡,这毕竟是有益无害的事④。后来,巴林顿·摩尔把这种温和、改良的发展模式概括为渐进主义的英国道路⑤;另一方面,休谟的共和思想具有一种矛盾、保守和贵族化的倾向。我们认为,平民在休谟的共和思想中始终没有占有实际份额,因此他的“共同利益”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休谟设计的理想共和国 中的“共和”,只是一种有限的“共和”,是一种有产阶级的“共和”。另外,休谟过于看重“与激进主义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中产阶级⑥及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

休谟的这一思想只是机械地接受希腊共和思想中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实际上是缺乏相对性和科学性的。因此,在当代世界单边主义盛行、而多极化成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追求和理想的时代,正确理解休谟共和思想的价值,科学把握共和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具体表现,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从思想家休谟入手,探求共和思想及其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意义,有益于推进当代世界政治向着多元互融与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